謝文雄 - 照進橡膠林的光輝 (建黨100周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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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進橡膠林的光輝

回首來時路，我從撿牛糞的少年，成長為新聞工作者。這除了自身的不斷努力外，每一步哪怕微小的前進，都離不開各級黨組織的關心和幫助。

黨組織照顧我家進農場

曾經被鄉人稱為“少年老成”的我，童年時并不可以飽食終日，嬉戲玩耍，少年時無憂無慮，東游西逛。曾經過早挑起家庭重擔、飽嘗艱辛的一幕，這么多年來依然如影隨形，蘆藤纏樹，纏綿悱惻，倏忽上心頭，隱含在腦際，驚醒于夢里，揮之不去。

1976年2月，我才11周歲，49歲父親因患惡疾，撒手人寰，駕鶴西去。家中余下70歲的祖母，39歲的母親，14歲的姐姐，還有8歲的大妹，3歲的小妹。

父親的英年早逝，猶如祖屋的棟梁折斷，山崩地裂，整個家庭受到毀滅性沖擊，全線崩潰，七零八落。

父親1959年畢業于華南農學院畜牧獸醫系，服從分配到達汕頭地區農墾局當了一名畜牧獸醫技術員，而局長就是南下大軍干部出身的黨委書記姜巨永。至1975年我父親離世，和姜局長共事了16年。按當年的話是：結下革命戰友的深厚情誼。

如今我為人父已30余年，卻好像沒有什么感覺；反而多年來時不時為之辛酸悲涼，猛然想起已離世45年多的父親，每每念及“幼年喪父”的場景，都有肝腸寸斷、撕心裂肺的痛狀。

父親在普寧縣梅塘公社遠光大隊離世的當天，姜局長交代辦事人員給所有的下屬單位打長途有線電話：“局機關各科室、每個農場、機修廠、供銷公司，要派代表參加告別儀式，每個單位送一個花圈。不能請假。”

姜局長告訴所有的同志：“我失去謝晉丹（作者注：我父親名字），比失去親兄弟還痛心。老謝為人正派厚道，勤勞節約，一心為公，技術過硬。將汕頭農墾的養豬等畜牧業搞得風生水起，特別是揭陽卅嶺農場的‘萬頭豬場’成為整個墾區的先進典型，經驗材料在《南方日報》連登三天。如今，我們失去一位好同志、階級兄弟。我無語凝哽，痛徹肺腑！”

60多位同志、28個花圈，從粵東墾區的各個農墾局下屬單位，匯聚普寧梅塘，送別我父親謝晉丹。備極哀榮的父親，其隆重又移風易俗的送別儀式，驚動了公社、大隊，各單位也紛紛派人參加；以致我的家鄉父老驚詫莫名：老謝在外面的官當得太大了，才有如此場面。只是太年輕了，兒子還沒成年；不然，人死后有如此的排場，值了！其實我父親當年無一官，只有一職：技術員。

農墾局下屬有不少國營農場，父親離世后，局黨委和姜局長考慮到農場有山地橡膠果林，還有每人每月十幾斤的牌價大米，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什么意想不到困難，未可預測的天災人禍，這“老的老小的小有個單位做依靠”。于是讓我們一家從老家普寧梅塘到最近的普寧國營大池農場安家，稱起碼可以活命。

蒼狗幻化，時移序易，人事變遷。15年后，我一家四代（祖母、母親、我夫妻和二妹、兒子）遷居汕頭市。我母親念及當年姜局長的恩情，總會去看看已經離休的姜局長。姜局長總是噓寒問暖，無微不至。姜局長的記憶力又很好，他問母親：“你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如今在報社，像他父親一樣，會寫文章。那你的三個女兒如今怎樣？干什么工作？”母親一一作答。“像這樣的局長，如今實在鳳毛麟角。”母親常感嘆。

撿牛糞艱難謀生

那些年，為了活命，我和母親、姐姐到普寧大池農場謀生。母親到橡膠生產隊干活；我則種菜、養雞、撿牛糞；姐姐則負責到山坑下面挑生活用水，爬坡到位于半山腰的橡膠生產隊的屋里，并打理家務；而普寧梅塘的老家還留下祖母、大妹和小妹。一家人咬緊牙關，苦挨苦捱，舉步維艱，苦度歲月。

在艱辛繁重的勞動中，我們學會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也即學會了堅韌不拔，兼容并包，依靠自己，自力更生，自我奮斗，勤耕力作；從不怨天尤人、惹是生非、東聊西侃，不信飛短流長，不問蘭香竹直，哪管梅酸李紅；從不錙銖必較，無法睚眥必報。信奉艱苦奮斗，埋頭苦干，勞動養德，吃虧是福，“天地補忠厚”。不與天抗，不和地搶，不和人爭；獨自腳不停步，相信路走過了，其足印總會有痕，只是或深或淺，忽長忽短，可大可小。

當年我們暫且安頓的橡膠生產隊叫“國營大池農場第5橡膠生產隊”。大池農場位于普寧縣和揭西縣交界處，被當地人稱為普寧縣的“西藏”，而第5橡膠生產隊又是大池農場的“西藏”，其偏遠僻靜、荒無人煙的程度可見一斑。在那物質匱乏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又加上身處落后山區，不僅生活物資貧乏，連畚箕這樣的生產工具也“一只難求”，給生產帶來很大的不便，嚴重阻滯生產力的進展。

那時，我一個11周歲的少年，光著腳丫，漫山遍野、跋山涉水，眼光游移于山崗溝谷，林間草叢，發現有狀似牛糞的小黑點，便趕跑過去，撿拾起來。由于當年生產隊一位好隊長私自編織了一只畚箕給了我，又自帶了一把鋤頭，故用這把鋤頭耙起牛糞，裝在一只畚箕里，一頭重一頭輕，跌跌撞撞、趄趄趔迾地回到生產隊。沒有一擔（即兩只糞箕）的情況下，一邊打了一塊土塊吊于鋤頭一頭，以盡可能平衡，保持擔子不胡亂轉動，減輕分力，形成合力。就這樣，一邊是糞箕里的牛糞，一邊是土塊，晃晃悠悠挑回橡膠生產隊的，讓會計計工分。當年100斤牛糞7毛錢，有時運氣好時一個月能拿回3元錢。1975年的3元錢足以讓我高興大半天，因為3元錢可以給妹妹們買好多好多花生和豆子，可以買3雙尼龍襪子，可以買好幾雙拖鞋。

說起拖鞋，當年可是“奢侈品”。我當年爬山過嶺撿牛屎，從來沒有穿過鞋子，一是習慣了赤腳，穿鞋走路很難受；二是舍不得穿。寒冬臘月，北風蕭蕭，入皮割肉，加上下河進山溝，越過“刀銹水”的沼澤，腳部皮開肉綻，裂成“五琴弦”。開始感覺好疼，后來慢慢就麻木了。

那些年，一個11、12歲的少年，還要從半山腰生產隊的茅廁里挑一擔肥水，走幾百米滿是沙粒的下坡路到山谷自留菜地里澆菜，那實在也是苦不堪言；因為尿桶比人高啊，挑起來磕磕碰碰肥水飛濺，地沒有澆成反而弄濕了褲腿。有時就偷懶，隔兩天才挑一擔。肥水不足的菜長勢相當慢，黃黃焉焉的。就被媽媽和姐姐罵個狗血淋頭：“就知道你懶惰”。雖然長勢慢，但最終還是把菜種起來。

種好了菜，養成了雞，最后是用一輛爺爺留下來的“克家路”單車，載著大米、青菜和土雞，跑16公里沙土路，送回普寧梅塘老家。提起用單車載米，也是辛酸無比。那時個子太矮，夠不及單車皮座，也上不了橫筒，只能踩“三角圈”，即一邊腳伸進橫筒內，來回轉動，速度慢得像蝸牛。此外，由于力量不足，捆綁大米在單車后架時，總是滑溜溜，裝不穩。到了半路，整袋大米掉下單車，又得重新綁裝。有時一趟路捆綁了十幾次都是平常事。有一次，一位踩單車載人謀生的工友幫我捆綁了一次，我至今還刻骨銘心，念念不忘好心人！

記得第一次將農副產品運載回家的那一天，祖母眼含淚花，走到寨門外，十分憐愛地看著我，悲嘆“倘若父親健在，又何嘗能苦到如此程度！”其實，那些經歷，對一個人來說，既是凄悲的、又是閃光的，有時更是彌足珍貴的。畢竟，苦難是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師。

在家鄉采寫新聞

1984年，我于廣東農墾湛江中專畢業后，回到普寧縣國營大池農場黨委辦公室當資料員。在農場黨委的幫助下，我迅速成長，打下很好的文字基礎，經常向報紙雜志投稿。

1986年，在粵東農墾局黨委的關心下，我借調到粵東農墾工會。至1996年，由于行政區域的變化，農墾系統實行改制，我離開農墾系統，進入《特區工報》，當了一名文字記者。

1999年，《汕頭都市報》創刊，我轉進該報采訪部。期間，多次受委派回到普寧縣，采寫了大量的新聞，多次獲得國家、省、市新聞獎。退休后，我依然筆耕不輟，為各地媒體寫作大量的散文、隨筆。

如果沒有各級黨組織的培養，一切都是空談。我慶幸活于盛世，活于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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