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橡膠園出走的革命家：鄧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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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很多華工因為終年勞累，且吃不好睡不足而死在橡膠園。在那里，他萌生了一種常人難以想象的念頭：早晚有一天，我要砸碎這個萬惡的世界！

         從橡膠園出走的革命家

               ——華僑華人百年心靈史

     1909年初春的一天，鄧恩像往常一樣，先是經歷了一個陽光明媚的清晨，然后是大雨傾盆的午后，別墅下面的麻坡河一如既往地穿梭著行色匆匆的各等船只。鄧恩在他的“宜春草堂”別墅里對著麻坡河飲茶，平時他沒有這么清閑，他有太多的事要做，比如將名貴藥材賣給當地的皇族，或者到他的橡膠園看看那些植物的長勢，或者找要好的鄉紳談談家鄉事，再或者乘著小船去更遠的地方談談生意。

     這樣的忙碌都被一個叫“孫文”孫中山的香山人給攪了，他正在他的宜春草堂邊飲茶邊等待這個神秘人物的來訪。

     良久，一個矮個子，衣著頗為紳士的男人出現在渡口。鄧恩迎上前去悄悄將他引到自己的別墅……

     斯時，鄧恩已化名為鄧澤如，并且有自己秘密的身份：瓜拉庇勞同盟會會長。

     這是他與江湖上流傳已久的神秘而又張揚的職業革命家孫中山第一次會晤。他們在“宜春草堂”密談了很久。

     鄧澤如的“宜春草堂”，座落在圖南園山頂，面臨麻坡河，是風水師選定的“鯉魚翻身”之地。“宜春草堂”不僅古色古香，其家居擺設亦相當別致，各色家私都從中國運來。相傳，常有一工人挑水上山供孫中山使用。

    “鄧澤如對于革命的狂熱并不亞于孫中山。”據馬來西亞華人學者吳彥華稱，1906年至辛亥革命勝利之時，孫中山與鄧澤如有過密切聯系，書信往來頻繁，而孫中山每次自麻坡河而來，時常住在鄧澤如家，許多秘密會議都是在“宜春草堂”舉行的，那里離英殖民地較遠，偏僻并且安全。

     1906年以前，鄧澤如經過一番打拼，已經有相當豐厚的資財。那之前，他叫鄧恩。1869年3月19日，出生在廣東江門市郊區篁邊鄉。清光緒年間，鄧因家庭困難，以契約勞工身份來到馬來西亞謀生。起初在橡膠園當雇工，在那里他親歷了華工的悲慘處境。

     霧靄籠罩著一望無際的橡膠園，一棵挨一棵的橡膠樹鋪展開來，將整個橡膠園蓋得暗無天日，衣衫襤褸的華工就在這種環境中起早貪黑當牛做馬，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他看到很多華工因為終年勞累，且吃不好睡不足而死在橡膠園。在那里，他萌生了一種常人難以想象的念頭：早晚有一天，我要砸碎這個萬惡的世界！

     心中有了目標，打工就有了方向。后來，他毅然離開橡膠園，轉到馬來西亞有名的“錫礦大王”和“橡膠大王”陸佑處當廚師。很快便為陸佑賞識，提升他做賬房工作。從此，他脫離了賣苦力的行列，有了一定時間關注國內大事。這一階段，正是西方列強欺辱大清國最烈之時，也是大清國**程度最徹底之時，很多仁人志士痛心疾首氣憤難當，鄧澤如當屬其中之一，這是他的思想進一步升華的重要時期。他認為，華僑的苦難都是清政府**無能造成的，拯救老百姓的苦難靠大清國已經不可能，必須培養一支像義和團一樣的新興力量，而這支力量必須有足夠的物質基礎。

     不久，他便辭去了“錫礦大王”的賬房工作，赴金寶開錫礦，后又轉往瓜拉庇勞開墾和經營橡膠園，兼做藥材生意，并在芙蓉開辦光亞印刷文具店。鄧澤如產業逐漸擴大．除擁有一批店鋪外，還擁有500多畝橡膠園。漸漸地，他成為當地華僑社會一個事業上有成就，經濟上有實力，思想上有寄托的人物。而他處世待人謙厚謹慎，平易隨和，當地華僑各界人士都樂于和他交往，這為他日后的革命活動作了最好的鋪墊。

     此時的鄧澤如，也從一個實業家轉變為一個革命家。他有了一套自己的政治理念：非革命中國不足以圖強，非革命不能改變旅外僑胞的卑微地位。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鄧澤如，已經把革命作為自己人生的終極追求，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他對這個追求堅忍不拔。

     1906年，孫中山興致勃勃地到達新加坡，積極成立同盟會，同年8月，馬來西亞的芙蓉、吉隆坡、怡保、檳城等地相繼成立同盟會。孫中山的政治主張恰好契合了鄧澤如的人生追求，他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同盟會，并擔任馬來西亞分會會長。

     1907年，孫中山發動鎮南關之役，策動清將黃元楨起義，擬攻河內，克云南，起義軍急需軍餉，孫中山就派汪精衛帶上他的信函到馬來西亞找鄧澤如，恰巧鄧外出不在，回家后見到孫中山的信，便急走數百里直追汪精衛，捐助數千元，以應軍餉之急。

     鎮南關之役挫敗后，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在新加坡遭到些許冷遇，孫中山他決定將視線轉到馬來半島的其他地區。

     1909年2月，孫中山親自去森美蘭、芙蓉、吉隆坡宣傳革命，鄧澤如至此才第一次與孫中山會晤。在這次會晤中，孫中山認真分析了國際國內革命形勢，解剖了清政府**無能的政治機理，詳細介紹了革命綱領和策略。

     孫中山清晰的思路、堅毅的性格、豐富的表情以及親和的言談，都給鄧澤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從此他們結成牢不可破的革命戰友。

     這以后，東南亞英、荷屬地的同盟會總會就從新加坡遷到了馬來西亞的檳城，并派鄧澤如負責黨務和籌款工作。此外，孫中山在新加坡籌辦的《中興日報》招股募捐工作，也由鄧澤如負責。鄧把這些革命之事當做自己的分內工作盡心竭力，每事必辦出精彩結果，這使孫中山很是感動。

     1910年2月，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后，胡漢民到南洋籌款，圖謀再次起義，但走遍新加坡、芙蓉、府坡、馬六甲及怡保等地，仍未有華僑響應。當時鄧妾陳氏剛生下第一個兒子鄧光夏（黃興給他起的名字），產后又患有重病。但為了籌款支持革命，鄧還是毅然離家奔走于各地華僑社會。

     這時的鄧澤如，儼然把自己當做革命的組成部分，他的家產自然也當做革命的組成部分。

     人，到了這種境界一定超越了常人的思維和倫理。

     現如今，有些人笑話這些人很傻。認為萬貫家財還復無，不值得。豈不知，先賢們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一代，他們為了大我舍小我，留下了萬代英名。而取笑先賢的人們，再有財富支撐也顯得那么卑微。

     鄧澤如為了革命不僅自己蕩盡家財，而且成了革命的“籌款機”。 孫中山曾贊他“籌餉之功，必與身臨前敵者共垂千古而不朽矣”，“足見苦心勞力，為國奔馳，欽佩無極也”。胡漢民在《恭祝澤如鄧先生五十壽序》一文中也說：“黃克強（黃興）先生語余曰：以言南洋愛國之士，吾必以鄧君澤如為巨擘。”

     1911年，黃花崗起義前夕，鄧澤如全身心投入籌款工作，及時募集47663元，占黃花崗起義前各地華僑捐款的第二位，有力地支援了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起義。

     1911年12月，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途經新加坡回國，鄧澤如前往會見。孫力邀鄧回國擬委以要職，鄧卻極力婉辭，足見鄧的品格……